最近，我们法税小伙伴们遇到一些涉及合伙企业涉税争议案例（件），及相应的探讨、研究与处理，比如类似下面这样的情形：

情形一：对合伙企业注销时，其清算收入的公允价格确定，有两个争议之处，一是时点，如时点有确定清算日、注销时、特定资产的办理过户日等；二是价格确定，是参考市场上的交易价格（如股票），还是可以考虑大宗交易价格等，在看待这些问题时，一方认为要就高的时点来考虑，以避免国家税款流失，一方认为就高时不合理，需要结合交易量及争取就低考虑，这是基于利益驱动下的争执，而不是税收争议，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，还是要回归到依据，借助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再用税收的计量规则来确定，其实并不存在上面所谓的争议，站在讨价还价的角度上想问题，税务干部的责任在，就不会主动的放弃。

情形二：某地已注销合伙企业，之前“错”按20%计的税（“土”口径），后被要求按5-35%计缴补税。不可否认，当它不是股息红利，也不是创投基金的情形下，原来的20%是有问题的，补是有理由的，但也并不是说“都是你的错”，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考虑，还要考虑滞纳金的问题。

情形三：关于份额转让按财产转让所得计20%个税，后面清算因成本增加，即使按5-35%计合伙企业个税，也有“套利”空间。一方认为这是不当的避税行为，甚至是恶意避税行为，需要全盘否定予以从头就按5-35%计征经营所得的个税。且不说个税反避税的规定细则还没有，张口就来反避税，至少是缺乏依据的，同时，还要搞清楚，反避税反的是什么？认为有得利就得反掉吗？这里面的处理规则，是存在一些问题的。从甲地到乙地有两条路，一条有红绿灯，一条是高架桥，前者速度慢，后者速度快时，速度快的人是投机取巧，是有问题的，那修这个桥做什么呢？不过，有的时候，在利益驱动下，纳税人的行动路径与体现上，存在着不完整的地方，存在着被人挑毛病的地方，这些需结合具体情形具体考虑了。

情形四：有的合伙企业是基金架构，约定的分配规则是“先LP的本，再LP的优先分配”等约定的，这些约定没问题，但是合伙企业的利润要先算出来，与上面的钱的路径是可以并行的，有的时候，纳税人认为自己没有分配到钱就不需要产生纳税义务，这不一定对。此时，能否直接以合伙投资的比例“硬分所得要求补缴个人的税”，并不必然，还是要站在分配的事实上来考虑这个问题。“我们是XX基，我们与一般合伙企业是不一样的！”时常有这样的“专业人”这么说，其实，套个什么马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是合伙企业。不可否认，对于契约型的基金，那些“潜伏在背后的投资人”，其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如何算，税务总局有相应的指导口径，之前“跑路”的多，前年、去年开始也开始查的紧了。

情形五：对于股票非交易过户、动产分配时，涉及增值税的计缴，小编认为，这是一个形式上对，但本质上是存在问题的情形，有的人提出来增值税条例有规定，分配货物需要“视同销售”的依据，还是要税收法定，看如何定？之前我们也有处理过类似的案例，只是很可惜的是，当你被应缴税的氛围所包围时，更容易迷失方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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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此种种吧，有专家有提：“我们的合伙税制太不与时俱进了，落伍了！”小编认为，当前的税收征管政策就是这样的，不明确的，肯定是存在一些争议的，而这些，更多是在投资有所得的时候发生的，亏的连本都回不来时，估计也没有多少税，一定程度上看，找来补缴税款的，还是挣到钱的人。但挣到钱，不低表就必然如何如何缴税，法有法定的理由与条件，不能因为要消除风险，就照着严格的条件去套了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，还是要有担当来考虑一些的，尽管这很难。此时，纳税人当然需要知道如何充分地来考虑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诉求了，前提是，对方能听或者是没办法只能听。

就事论事，就法论法（包括规范性文件），急于将对方“将军”，逼到“就范”，其实双方都可能只是聚焦于某个矛盾点上，而没有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，包括程序方面的、实体法层面的，还包括民法、公司法、合伙企业法等，以及税务机关在执法层面上的事项、跨地区税收征管的问题，都需要有所考虑。

有人提出来：“我们就是瞎报的税，成本费用乱报的！”这样的情形下，被发现了，如何办？这是偷逃税款，神仙也难给把它变成真的，此时的梦想就不一定成真了，而是要考虑别的可能的救济路径了，比如能不能重新进行核定的处理。

2023年我们举办了一场为期二天的合伙企业涉税知识与案例的研讨会，对于当前的一系列问题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，比如结合政策制订背景、立意考虑，结合实际的案例、办理业务的经验，以及在稽查、风险排查、漏洞空间等方面，也进行了广泛的调研与研判，小编认为，尽管涉及合伙企业的政策不那么健全，但这也就是它的魅力所在，也是大家的“套路”所在，既然这个规则是这样的，那么要努力解决一些风险问题，就需要以创新的可能来考虑与解决，这种解决需要站在双方的角度来考虑，而不是一厢情愿的“单相思”。

记得我们也有举办过一场并购重组的所得税疑难问题研讨会，曾有专家也在文章当中对我们的研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，有时候理论很丰满，但现实是很骨感，对于很多问题，我们希望追本溯源，基于处理方式、在既有的规则下的推理，来考虑更具有实践意义的认知与解决方案。甚至有的时候，我们拿着某个12366的问答，来进行广泛的研究，很多时候，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，真正的底层意见，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。所以呢，迷茫是很多合伙企业投资人、GP，甚至是服务中介与专家的痛，有时理论讲的非常具有前沿性，但落地仍很难，道听途说总不是一个办法。站在理解的角度，作为行政执法一方的税务机关，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，如何让纳税人按照自己的补税意见进行快速地补缴，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障碍存在，无论是自圆其说的要求、纳税人的不情愿与一拖再拖的缓兵之计，甚至找不到人的困难，毕竟自己不是公安机关，很难有手段去找到对方。当然，不排除也有帮解释之类的，这更是要考虑的执法风险。充分地、广泛地、站在理解角度上的考虑，或许可以创新地来解决一些问题，合规纳税光荣，税收法定为本。